10月13日訊 前英格蘭國腳保羅-加斯科因撰文，講述了他與前妻謝麗爾的相識、婚姻中的巨大錯誤，以及那次讓他背上“家暴者”罵名的事件真相。

加斯科因自述

從世界杯回來大約一年后，我在赫特福德郡家附近的一家高檔酒吧里遇到了謝麗爾-費爾斯，那個后來成為我一生摯愛的驚艷金發女郎。我們開始約會，為了躲避媒體，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酒店度過，一開始真的很有趣。我們之間的化學反應非常強烈，我能感覺到她喜歡我，就像我喜歡她一樣。

謝麗爾當時正在辦理離婚手續，我很早就見到了她的孩子們，當時兩歲的梅森和五歲的比安卡。梅森太小了，不知道我是誰，但有一天吃早餐時，比安卡一直盯著我看。最后她說：“媽媽，為什么加扎在我們家？”

那段日子我整天出現在電視和報紙上，所以對比安卡來說，下樓發現我出現在她家廚房里，一定感覺很奇怪。

我和謝麗爾交往了大約一年后，我簽約了拉齊奧。當我告訴她我要去羅馬時，她的反應讓我震驚。在我看來，我們的關系還只是一種比較隨意的、分分合合的狀態，所以當她說“你不能就這么走了！孩子們都以為你是他們的爸爸了”時，我感到很驚訝。

我覺得這有點夸張了，畢竟我跟他們相處的時間很少，而且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也很短，但我確實對謝麗爾有很深的感情，我想我內心深處也一定想讓這段關系走下去。所以，盡管心存疑慮，我們還是決定，當時大約六歲的比安卡繼續上學，和她爸爸住在一起，假期過來玩，而梅森和謝麗爾則和我一起去羅馬。

這遠非成功。我在一家新俱樂部努力打響名堂，承受著巨大的壓力。然后，我回到位于意大利鄉村的別墅，家里一片混亂，充斥著幼兒的吵鬧和臟亂。

我本來就是個沒耐心的人，孩子們的哭聲快把我逼瘋了，于是我買了一些設備放在他們臥室里，每當他們發出聲音，設備就會發出一種詭異的“嗚嗚”聲。

一天晚上，謝麗爾說：“那些孩子真安靜，他們平時不這樣。”我沒告訴她，那是因為可憐的小家伙們嚇得連嗚咽一聲都不敢。我已經把那些孩子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愛護，至今仍然如此，但那段時期真的很艱難。大約六個月后，謝麗爾搬回了英國，偶爾和孩子們過來度假。

1995年夏天，在我在拉齊奧的最后一個賽季結束后，謝麗爾告訴我她懷孕了。我知道我應該為這個消息感到高興，但我就是高興不起來，我承認我對謝麗爾的態度不太好。

我即將轉會到格拉斯哥流浪者隊的事情也縈繞在我心頭，我不想讓任何事情分散我對足球的注意力。

我們回到英國后，謝麗爾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赫特福德郡的家里，而我則為流浪者隊效力。我們的兒子里根預產期是1996年2月，在他出生前不久，我隨流浪者隊在倫敦。我和其他球員出去玩了一晚，第二天出現在謝麗爾家時，狀態有些糟糕。

我敲了門，告訴謝麗爾的母親我來陪產。但她讓我滾，否則就報警。我去了我爸爸在蓋茨黑德的家，然后和朋友們出去喝酒，拼命想忘掉一切。

第二天，我在酒吧里的一個伙計指著一篇報紙文章給我看，說謝麗爾正在分娩，她打算給兒子取名叫里根。我就是這樣，從該死的《世界新聞報》上，得知了我親生兒子的名字。

我回到赫特福德郡，終于把我年幼的兒子抱在懷里，那感覺太棒了。盡管我對成為父親心存疑慮，但我從未感受過那樣的愛。那感覺太美妙了。

里根的到來——謝麗爾解釋說這個名字的意思是“小國王”——讓我們倆的關系更近了。盡管我們之間有分歧，但為了我們的兒子，我們決定努力試試，謝麗爾在格拉斯哥附近為我們選了一棟漂亮的六居室房子，配有網球場和游泳池。

1996年7月，也就是我隨英格蘭隊在歐洲杯上被德國隊淘汰的一個月后，我和謝麗爾在赫特福德郡的漢伯里莊園舉行了一場奢華的婚禮。當時花了15萬英鎊，那是一大筆錢，但所有費用都由我們賣給《Hello!》雜志的版權費支付了。在教堂的祭壇前，面對著謝麗爾，當著我們所有家人和朋友的面，包括英格蘭隊友大衛-希曼、保羅-因斯、克里斯-瓦德爾、伊恩-賴特，以及好友丹尼-貝克和克里斯-埃文斯，我感到非常恐懼。

在我們宣誓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犯了個錯誤。我立刻感到被困住了，但為時已晚。我只能盡力而為，強顏歡笑。

“‘家暴者，家暴者’，無論我走到哪里，對手球迷都會這樣對我高喊。”

僅僅結婚三個月后，在1996年10月，我們之間的不和諧演變成了一件讓我終生悔恨的可怕事件。當時我們帶著孩子們在珀斯附近的格倫伊格爾斯酒店度假。我們在餐廳里因為一些愚蠢的事情和謝麗爾吵了起來。

她上樓回了房間，我跟著她進去，把我的頭抵在她的頭上。我本能地把她推開，將她摔倒在地。“滾開。”我告訴她。她摔倒時傷到了手，痛苦地叫了起來。我知道我真的搞砸了，等她冷靜下來后，我就離開了。我無事可做，也無話可說。

幾天后，《每日鏡報》的頭版標題是“加扎將謝麗爾打得青一塊紫一塊”，配圖是謝麗爾在酒店外，胳膊打著吊帶的照片。

公平地說，我必須提及謝麗爾對事件的回憶與我的截然不同。無論如何，對于那一晚我給謝麗爾造成的痛苦，我將永遠感到抱歉，我相信很多人會認為我完全罪有應得。接下來發生的事情，我受之無愧。“家暴者，家暴者”，無論是在足球場上，還是在街上，無論我走到哪里，對手球迷都會這樣對我高喊。

流浪者隊面臨著讓我離隊的壓力，我非常感激主教練沃爾特-史密斯支持我，讓我留在了隊中。

謝天謝地，那個賽季對俱樂部來說非常出色。我出場34次，打進17球，我們贏得了蘇格蘭超級聯賽冠軍和聯賽杯冠軍。

但格倫伊格爾斯事件給我的人生蒙上了一層陰影，我和謝麗爾之間的關系再也回不到從前了，盡管有過短暫的和解。

離婚最終在1998年敲定，盡管發生了一切，我還是悲痛欲絕。這也給我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，離婚協議是70萬英鎊，外加每月1萬英鎊的撫養費。

隨著我的職業生涯開始走下坡路，這筆錢變得越來越難以支付，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咎于我之后陷入的酗酒和毒癮的惡性循環……